上海的高等教育改革，向来值得多看一眼。

2026 年 6 月，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7 月，上海市政府印发《上海市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并于 8 月正式公布。把两份规划放在一起看，有一个变化尤其值得高校关注：“分类发展”仍然是主线，但仅仅把高校分成不同类型，已经不是终点。过去，分类发展更多回答的是：不同类型的高校应该办成什么样。进入“十五五”，问题开始进一步转向：高校的定位是不是与国家战略、区域发展和行业产业需求相适应？不同类型的高校，又应该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什么样的贡献？上海提出的“高等教育重服务强贡献计划”，正是在回应这个问题。与其说上海正在从“分类发展”转向“重服务强贡献”，不如说，分类发展正在被赋予新的内涵：定位更加动态，发展更加面向需求，评价更加关注贡献。

分类是基础，定位要动态；服务是方向，贡献才是检验。这可能是理解上海“十五五”高等教育改革的一条重要线索。

一、国家定了方向：分类发展之后，更看重“分类担当”

理解上海，还是要先看国家。

国务院《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加快构建高校分类管理、评价和激励机制。

这意味着，未来五年中国高等教育并不会告别分类发展。相反，分类发展仍然是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推动高校特色发展的重要基础。

但国家规划对不同类型高校的要求已经越来越清楚。对于“双一流”高校，强调国家使命引领和战略驱动，突出学科交叉、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和数智赋能；对于应用型本科高校，强调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产业需求；对于职业本科高校，强调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大力培养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

这背后其实有一个变化。过去讲高校分类，重点是“各走各的路”；现在进一步要求“各自走好自己的路，同时回答好自己应该承担什么责任”。研究型大学为什么要建设一流学科？不仅因为它在学科内部具有优势，更因为它要承担国家战略任务。应用型高校为什么要强化应用特色？不仅因为它与产业联系紧密，更因为它要成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所以，未来的“分类”，恐怕不再只是分类定位，也会越来越体现为分类担当。上海的探索，正是在这一国家大背景下展开的。

二、上海正在把“分类发展”从静态定位变成动态调整

上海是国内较早探索高校分类发展的地区之一。这套改革当初要解决的问题并不复杂：大学不应该千校一面。不同学校有不同的基础，也承担不同的功能，就应该有不同的发展目标和评价标准。

问题在于，大学所处的环境一直在变。五年前的产业结构和今天不同，今天的国家战略重点和未来也可能不同。一所大学原来的优势，未必永远是优势；原来的定位，也未必需要一成不变。

因此，上海“十五五”特别提出建立高校办学定位动态调整机制，实施地方高校服务贡献能力跃升计划，并开展“一校一策”综合改革。同时，规划要求密切跟踪行业产业对人才结构、能力、素质的需求，及时调整学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教学内容。

“动态调整”四个字很重要。

它意味着，学校的分类和定位不再只是一个相对固定的标签，而需要根据发展环境不断校准。一所高校需要经常审视自己的定位是否准确，学科结构与定位是否匹配，人才培养是否真正满足需求，以及学校已经形成的优势最终转化成了什么贡献。

所以，“重服务强贡献”并不是对过去分类发展的否定，而是在分类发展的基础上增加了一把尺子——服务和贡献。更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并没有把这件事停留在倡导层面，而是开始把它嵌入高校改革和评价机制。

规划提出开展“一校一策”综合改革，也就是说，不同高校并不是按照同一套模板完成改革，而要根据各自的办学定位和发展方向提出具体任务。在高校评价方面，上海明确提出深化高校分类评价改革，聚焦人才培养适配度和社会服务贡献度，注重用人单位反馈评价，并强化增值评价和目标任务完成度评价。

更进一步，上海还把就业情况和专业建设监测与资源配置联系起来，提出建立基于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和专业点建设监测结果的高校生均综合定额差异化拨款机制。这就让“重服务强贡献”有了更加具体的制度抓手。

理念要真正落地，最终还是要进入评价、监测和资源配置。这句话可能比“重服务强贡献”七个字本身更值得高校关注。因为一旦进入评价、监测和资源配置，服务贡献就不再只是办学理念，而开始成为学校需要面对的现实要求。

三、一个明显的转向：高校的人才供给开始更多地由“需求”决定

上海“十五五”中，有一句话特别值得高校管理者关注：“推动人才培养体系由学科专业发展逻辑向行业产业发展需求转变。”这句话实际上触及了高校长期以来的一种运行惯性。高校的人才培养通常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内部逻辑：学科发展专业，专业依托师资，师资开设课程，课程形成培养方案，最后招生、培养。这套逻辑在过去是有效的。

但今天，产业变化的速度已经明显加快。一个新产业快速成长，可能只需要三五年；而高校调整一个专业、形成稳定的师资和课程体系，往往需要更长时间。

由此产生的一个现实问题是：高校能够提供什么，与社会真正需要什么，有时候并不是一回事。

国家“十五五”规划已经对此作出明确部署，提出健全人才供需适配机制，提高学科专业设置适配度，强化就业、招生计划与人才培养之间的联动，并创新学科专业目录管理机制，缩短调整周期。

上海进一步把这一要求落到了具体机制上：建立人才需求探测机制，发展专项班、订单班、微专业、模块化课程，健全“需求—招生—培养—就业—监测”联动机制，并根据人才需求和就业状况调整招生规模和专业结构。

这背后的变化，比“增一个专业、撤一个专业”重要得多。过去高校专业调整，更多是在调整自己的“供给”；未来则要先看外面的“需求”。需求从哪里来，专业就往哪里调；人才需要什么，培养方式就跟着变。

上海理工大学的做法很有代表性。学校开展产业大调研，把产业需求进一步映射到人才培养环节，并将本科专业从 64 个调整为 55 个，提高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

这里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专业数量减少了 9 个，而是高校开始主动压缩与需求不匹配的供给，把资源向真正需要的方向集中。

四、这种变化最终会传导到学科：一流学科也需要回答“为什么强”

如果把视线从专业再往上移一层，就会发现，这一变化对学科建设同样具有影响。

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提出了“国家使命引领、战略驱动”的要求，并强调学科交叉、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和数智赋能。上海的规划则提出，依托高水平大学布局面向基础前沿和未来产业的学科领域，引领科研攻关从“学科本位”向科技前沿和产业需求转变。

这其实是在提醒高校重新思考一个问题：一流学科为什么要建设？

过去谈学科强不强，通常会看论文、项目、人才、平台、学位点以及各种学科评价指标。这些仍然是学科实力的重要体现。

但“十五五”之后，可能还需要多看一层：这个学科能不能承担国家战略任务？能不能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和现实问题？能不能支撑未来产业？能不能培养国家真正需要的人才？复旦大学校长金力院士在解读上海规划时提出，高校发展逻辑正在从“学科建设优先”向“国家战略需求牵引”转变。这句话很值得高校管理者琢磨。学科建设没有变得不重要，恰恰相反，国家对高水平学科的要求更高了。只是“强”的含义正在发生变化。

过去更多是把学科自身做强；未来还要看，学科做强以后能够支撑什么、解决什么、贡献什么。从这个角度看，“服务贡献”并不是学科建设之外的另一件事情，而正在成为评价学科建设成色的重要维度。

五、再往前一步，高校真正需要提升的可能是“响应能力”

把国家和上海的这些政策放在一起看，我越来越觉得，“十五五”对高校提出的一个深层要求，是提高大学对外部变化的响应能力。

产业变化了，专业能不能及时调整？国家战略有新的需求，学科能不能快速组织力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原有的学科边界能不能真正打开？企业遇到重大技术问题，高校能不能把不同领域的专家迅速组织起来？

这些看起来是不同的问题，背后考验的其实是同一种能力：大学能不能根据外部需求，及时调整自己的内部资源和组织方式。

上海对人工智能的部署尤其值得关注。规划提出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学科发展和科研创新，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布局，推动人才培养模式和科研组织范式迭代更新。国家规划也提出实施“人工智能+教育”行动，推动教育理念、培养模式、科研范式和治理机制发生变化。所以，AI 带来的变化可能远不只是增加几个 AI 专业。医学、材料、教育、金融、生物等越来越多领域，都可能与人工智能发生深度融合。未来真正有竞争力的大学，也许不是拥有最多“新专业”的大学，而是能够围绕重大问题迅速组织不同学科、人才和资源的大学。未来高校之间比拼的，除了学科、人才和平台，还会越来越多地体现为组织和响应能力。谁能够更快感知需求、更快组织资源、更快形成解决方案，谁就更容易在新的竞争环境中获得主动。

写在最后：高校需要重新回答“我是谁”

上海曾经是高校分类发展的先行者。今天，它正在把这场改革继续向前推进。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的方向，上海则进一步把这种分类落实到了高校定位、学科专业、人才培养和评价改革中。

因此，我更愿意把上海这次改革理解为一个渐进的变化：分类没有消失，但定位开始动态调整；学科没有被弱化，但被要求更加主动地回应国家战略；专业依然重要，但需要更加精准地适配人才需求。

更重要的是，这些要求正在逐步进入高校评价、专业监测和资源配置机制，“重服务强贡献”不再只是办学理念，而开始成为可以评价、可以检验、也可能影响资源配置的现实要求。

最终变化的，是高校看待自身发展的方式。过去，我们很容易从“我有什么”出发：有哪些学科、专业、人才、平台和资源。

未来可能需要更多从“外面需要什么”出发，再回头审视自己的资源和优势。

国家需要什么？区域需要什么？产业需要什么？

我们能够解决什么？哪些事情，别人可以做，而我们做得更好？

这其实是在重新回答一个大学最基本的问题：

我是谁？

而在“十五五”这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问题或许还需要再追问一句：

国家和社会需要我成为怎样的一所大学？

上海的“重服务强贡献”，真正值得关注的，可能正是这最后一个问题。